让企业家做好自己的工作中国经济可保增长、好公司机会更多——专访西班牙传奇投资家弗朗西斯科·帕拉梅斯

西班牙目前正面临疫情复发的考验,但“西班牙巴菲特”弗朗西斯科·帕拉梅斯却为疫情最初到来时没有更果断地加仓部分行业而遗憾。

1987年进入资本市场的弗朗西斯科·帕拉梅斯,有着在欧洲和全球的传奇投资经历,他管理的基金产品在25年内获得30倍收益。从他自己来说,他觉得这个经历实际是价值投资理念的胜利。

帕拉梅斯目前担心欧洲的债务危机,同时对美股市场抱团科技龙头的现象持不同态度。针对中国经济和市场,他说:“如果中国优秀的企业家做好自己的工作,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。”中国市场则是明显分化,机会很多,风险不少。

《红周刊》:您做全球投资超过30年了,经历了石油危机、亚洲金融危机等很多特殊时期,那么在今年全球疫情危机中,您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?

帕拉梅斯:像往常一样,我们尝试利用这次危机,在最受打击的行业进行投资。因为通常在危机中,股票市场会下跌严重,这创造了绝佳的投资机会。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把握这种机会,就会出售跌幅有限的股票获得资金。

帕拉梅斯:我们没能做到(更加果断),因为大部分投资组合都遭遇了大跌。也就是说,到目前为止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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帕拉梅斯:要做好心理准备并选择防御性的投资组合,因为大部分危机很难被预测。当市场发生动荡后,你的投资组合必须是具有防御性的。如果你是资产管理人,那么你必须拥有“受过教育”的客户,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危机。

帕拉梅斯:教育持有人非常关键,这是一项长期工作。要不断向他们解释你在做什么,并做好最坏的准备,因为从目前的形势看,梅斯我们可能会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游戏。

《红周刊》:市场出现了V形反弹,您认为反弹会延续吗?当前最大的风险是什么?

帕拉梅斯:我不知道反弹是否还会延续。我认为,目前市场中存在的最大风险在于,投资者对于主导市场的几家大型科技公司拥有过于盲目的信心,大量资金集中在这些企业上,这是很危险的。此外,全球范围内正在产生巨额债务,这也是风险所在,我们早晚要偿还这些债务。

《红周刊》:最近疫情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复发,您觉得哪些经济体应对得不错?

帕拉梅斯:欧洲北部的一些国家对此有比较好的准备,因为它们更注重储蓄,并且不会因为缺少旅行者和旅游业的收益而受到那么大的影响。

《红周刊》:欧洲目前面临债务危机、难民潮、民粹主义和英国脱欧等问题困扰,您怎么看欧洲的长期经济发展?

帕拉梅斯:我非常担心欧洲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的增加。各国央行会将其货币化,进而造成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。这非常危险,尤其是对于固定收益投资者来说。

欧洲的管制太多了,这些管制正在与日俱增。这对经济增长来说很不利,这一点已经显现出来了。与美国和中国这样更为灵活的经济体相比,我对欧洲不是很乐观。

《红周刊》:欧洲公司的三分之二的营业额主要来自于欧洲市场,相当于一个比较有效的“内循环”,这能够帮助欧洲应对全球化退潮的危机吗?

帕拉梅斯:欧洲对外贸的依赖很明显,但它仍然是相当一体化的经济整体。如果欧洲内部市场停滞不前,就会出现很大问题。过去20年里的意大利就是一个例子。

《红周刊》:对于欧洲的一些小国家来说,寻求中国的帮助是否为一个有效的出路呢?

帕拉梅斯:这当然是一个有效出路,应该说这对双方都有好处。我希望中美贸易摩擦不要升级,这(贸易摩擦)将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阻碍,特别是对欧洲。

帕拉梅斯:如果中国不断做好储蓄,并持续进行投资、灵活运用资源,并以民营企业为主,做好资源配置,让资源物尽其用。那么我认为,中国经济增长不会遇到什么问题。

中国人有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意愿,也十分勤劳。我的建议是,注意做好知识的积累和延伸,这对投资和生产都非常有益。

《红周刊》:中国投资者把2020年看作一次长牛的开端,您看到的中国市场是怎样的?

帕拉梅斯: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牛市。我没有密切跟踪中国市场,但我看到中国股市也存在分化,有一些股票估值很高,也有一些像中国移动这样的估值较低的股票。显然中国市场中有很多好机会,同时也有很多风险很高的股票。

帕拉梅斯:很难说,因为在所有领域中国都有一定优势。中国是一个大国,如果其上进的企业家们做好他们的工作,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。

《红周刊》:您在新书《长期投资》中介绍了奥地利经济学派,并提到遇见这些经济学大师是自己投资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同的是,奥地利经济学派基于“人的行为”进而做出研究,这是如何在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?

帕拉梅斯:奥地利学派更加真实,因为它反映的是人们实际的行为方式。经济就是人们的行为,对这些行为的干预越少,我们得到的结果就越理想。奥地利学派成功地预测了2009年西班牙房地产业的崩溃。

它也使我们理解了为何中国经济增长,而巴西经济不增长。巴西的监管程度非常非常高,有很高的关税和各种复杂的税收,所以在巴西做生意和投资的成本非常高。而中国经历了一个放松管制和加强产权保护的过程,这大大简化了做投资决策的难度。

《红周刊》:预测未来并不容易,但又是投资人必须做的工作,以奥地利经济学派为基础,您是如何做预测的?

帕拉梅斯:我们可以大致知道谁在做正确的事情,以及事态的走向如何。但预测精准的时间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,因为它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,这通常是无法预测的。

关键在于,要清楚地了解哪些因素可以预测,而哪些不能。我会做好长短期的区分,因为想要在短期内做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,有太多无法预见的可能性。而从长期角度,经济规律会自我强加,使得预测变得更容易。例如,长期而言,经常账户赤字严重的国家将面临融资困难,或者盈利丰厚的企业将在未来获得较低的回报,因为这将吸引资本的进入。

《红周刊》: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现在处在通货紧缩的时代,因此也有很多对通缩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。但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通货紧缩并不会带来流动性陷阱、产能下降和大规模失业。

帕拉梅斯:是的,它并不是。通货紧缩是生产力提高的自然结果,谁会因为电脑降价而抱怨并拒绝购买?完全不可能。通货紧缩出现问题,是在政府有很多负债的时候,通货紧缩对政府负债非常不利。

不过,我认为我们没有进入通货紧缩的时代,因为各地央行都在增加货币投放,我们将面对的是通货膨胀。

《红周刊》:有人称呼您为“西班牙巴菲特”,您觉得您和巴菲特之间的区别是什么?

帕拉梅斯:我和巴菲特的投资方法类似。我很敬佩他,他是一盏指路明灯。我们买一只股票时的态度,梅斯都像是要买下整个公司。我通过共同基金做投资,巴菲特通过他的公司做投资,但我们所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样的。

或许我们的区别在于所采取的经济学方法,我认为奥地利学派更能反映实际,但他更侧重于新古典主义和干预主义。

《红周刊》:您在挑选年轻的投资经理或分析师的时候,你希望他们有怎样的素质?

帕拉梅斯:我认为,年轻人应该保持好奇心和主动性,应该做有超出他人预料的突破性。

帕拉梅斯:我认为这对新兴市场来说是一个好兆头,因为价值投资者有助于稳定市场。价值投资在哪里都是一样的,不同地区不应该有任何特殊性。

帕拉梅斯:我们统计过,我们在投资中犯大错的比例约为10%。这个比例还不错(可容忍)。人生就是这样,我们无法避免犯错,关键在于对错误的投入不要太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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